刘志侠
法国《费加罗报》的经济版每天不超过十二版，但在商界颇有地位，不少公司订阅该报，就是为了这几页三文鱼颜色的纸张。
三月二十七日，该报以整版篇幅介绍了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的新动向。头条文章署名加拉(Cècile Calla)，标题颇为刺眼，“中国狙击手鲸吞德国中小企业”(Les raiders gobent les PME allemandes)。
有眼不识泰山
作者提供了一组数字，二○○三年中国人收购了一百一十二家德国企业，二○○四年一百六十八家，“一浪高于一浪”，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投资国。她预言这股浪潮方兴未艾，因为今年五月中国取消了收购外国企业须经商务部批准的规定。
西方国家实行自由经济，跨国投资是平常之事，政府无权干涉，只有事关重大时才肯劳神睁开眼睛看一下。中国人的收购之所以惹人注目，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这是国际新事物，在西方人脑袋中，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印象尚未消失，国内有名的大集团在国际市场上默默无闻。去年TCL集团收购法国汤姆逊集团(Thomson)的电视机制造业务，法国传媒费尽唇舌向读者交代TCL的身世，幸好集团名字的三个外文字母很容易记忆，后来再提及TCL打算接收法国阿尔卡特(Alcatel)的流动电话制造部门时，才不必再啰嗦。
第二，某些中国人入境不问俗，不分对象说话。去年沈阳机床集团并购了德国的席斯公司(Schless)，四十岁未到的总经理耿洪臣对外国传媒说：“我们寻找发展机会，希望利用席斯公司的销售渠道，把我们的产品出口到欧洲。”通讯社发布这条消息时如数家珍，把收购合约上写的“四十四台大中型机床设备、十七个产品的全套技术和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商品品牌”也抖出来了，其洋洋得意的口气，就像一个猎人炫耀猎物一样。这些话难免让人想起在股市兴风作浪的“狙击手”，《费加罗报》记者以此词入题有迹可循。
事实也离此不远，一位替中国当收购顾问的德国人凯勒(Michael Keller)说：“中国人只对三件东西感兴趣：销售网、品牌和技术。”换而言之，中国人并不打算继续在德国生产。这位顾问对记者透露：“百分之九十企业在收购后一年就解雇工人，易地生产。”这跟“狙击手”的行径如出一辙，在一个失业人口超过百分之十一点七国家里，这种做法无异雪上加霜，令人反感。
成败难以逆料
第三，在西方世界，国营企业早已名声扫地，可是中国收购者绝大部分是国家所有，难以给人信心。《费加罗报》另一位作者罗迪埃(Arnaud Rodier)的说法代表了这种忧虑：“联想集团是一个例外，虽然隶属中国科学院，也算是国营企业，但账目清楚。至于其他中国工业大集团，专家意见认为它们仍然债台高筑，内部不透明，掌握在管理不得力的人手上。这些人面临全新的营运方式，既可以从中找到工具，更好在中国市场对抗外国产品的竞争，但也存在很大危险，面对一个难以理解的世界，他们不过在泥沙古堡上建立一个帝国罢了。”
且不管这段话“葡萄是酸的”的色彩，管理一家文化传统迥然不同的新公司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管理人才不像雨后春笋，需要时间和环境熏陶。在德国登记的中国企业已达九百之数，一下子何来那么多高级专业人才？江苏的华朋集团在德国赫赫有名，不是因为这家配输电设备公司在一年多前收购了频临破产的威尔兹(Welz)公司，而是因为派驻汉堡的中国经理今年只有二十九岁，尽管西装革履，脸皮还嫩得像中学生那样，人人都想捏一把。商业不是一门精确科学，甚至没有文凭也能成功，但这么早熟的商人，到底少见。于是顺理成章成为记者的热门对象，《费加罗报》把他的照片放在经济版首页，就像中国开放初期刊登戴黑镜、穿白衬衣下田农民的猎奇照片那样。
中国人喊“走向世界”的口号有年，现在似乎梦幻成真。向外扩张大概是所有经济起飞国家必经阶段，如果发生在两百年前，中国也可能成为一个船坚炮利的国家。
上一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人经历过类似的跨国投资潮，但以设厂生产自己品牌和购买房地产为主。中国人走的道路不同，看来更聪明。
不过，中国人习惯了劳民伤财的一窝蜂“大跃进”，目前的投资潮潜在同样的危险。国营企业的钱不是从管理层的私人腰包掏出来的，投资失误的可能性大增，而且不难成为贪污者的发财捷径。
即使没有这些结构性问题，在商言商，也有不可少觑的困难。一方面，人生路不熟，西方虽然法治，但不能杜绝作奸犯科，商场上尤其陷阱处处，随时要付出代价。法国企业向外投资，一般先向政府的出口保险局购买保险。该局事前的审查有助减少错误投资，事后赔偿可免血本无归。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宣称通过收购来获得先进的科技工艺，赶上国际水平，看似有理，但经不起推敲。外国企业如果有独得之秘就不会百病缠身，被迫卖身，法国汤姆逊电视机一直亏本是一个例子。天下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伸手拿过来揠苗助长，就像买一束鲜花回来插花瓶，灿烂能几时？最终仍须耐心栽培，除草、洒水、施肥，才能赢得一年四季繁花似锦。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