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梁昊飞

　　内容提要
　　入世后，中国贸易顺差持续、迅速增长，这是中国产品竞争力提高的结果，但也引起国际贸易摩擦和营商环境恶化。从构成看，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多由外资企业出口引起。从原因分析，中国的贸易顺差由多年的出口导向政策推动而成，是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引发的。可以通过调整外贸政策、开展对外投资、转移加工贸易、调整产业结构、多元化国际市场、扩大内需等途径消减贸易顺差，实现贸易平衡。

　　中国贸易顺差问题初探

　　一、现状：日益增大的贸易顺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发展迅速，逐步从原材料、初级产品出口向工业制成品出口升级，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强。198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27.9亿美元；1997年，外贸总值突破3000亿美元，并首次跻身世界10大贸易国行列。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贸易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下图是1997年至2005年的月进出口差额柱状图。

　　2004年外贸进出口规模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当年贸易顺差为319.8亿美元；从2005年开始，我国贸易顺差明显增加，达到1019亿美元，并呈继续发展的态势。2006年对外贸易进出口高达1.7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另一方面，贸易顺差激增到1774.7亿美元，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我国贸易顺差扩大至1125.3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全年顺差的三分之二。仅6月份的30天里，贸易顺差就超乎预期增长，并未受6月1日进出口关税税率调整的影响而缩减，当月外贸进出口值为1796.3亿美元，增长21.3%，其中出口1032.7亿美元，增长27.1%；进口763.6亿美元，增长14.2%，贸易顺差达269.1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与部分企业赶在7月1日出口退税下调之前突击出口不无关联。

　　日益增多的贸易顺差为中国带来大量外汇收入，但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中，也使得贸易摩擦风生水起。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国际经济体，一而再地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限制措施，不断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施加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我国企业的国际贸易环境。目前，国际舆论习惯性地将中国的贸易顺差同竞争力及汇率水平等挂钩，乱加指摘，旨在通过顺差问题向汇率、税收、开放领域等相关政策施压，达到降低中国竞争力的目的。

　　二、原因：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

　　加入世贸组织、人民币升值预期、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纺织品配额调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对近年的贸易顺差做出了解释。但是这些理由都是对局部行业和短期现象的解释。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一些大国在经济起飞和膨胀阶段往往都经历过较长的贸易顺差时期。以三大经济强国为例：美国在1874年至1970年的97年里，有93年是顺差；德国在1952年至2005年间，连续54年保持贸易顺差；日本从1981年以来连续25年顺差。就中国而言，日渐增多的贸易顺差是由政策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一）政策原因

　　与多数经济起飞的国家一样，中国外贸也经历了由逆转顺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奉行吸引外资、出口创汇、加工贸易、出口退税等经济促进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企业的政绩和业绩考核多与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额有关。多年来我们实行“奖出限进”的外贸政策，并一度制定并长期执行了“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战略方针。在这种政策背景多年推动下，造成中国的贸易顺差逐年增长，而入世后的6年更是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双增长最迅速的时期。

　　具体分析，从商品构成上看，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而非一般贸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工贸易大幅度上升，其净出口增长速度快于原材料进口增长速度。1980－2005 年间，中国加工贸易顺差累计达到6500 亿美元，成为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下图直观反映了加工贸易对贸易顺差的贡献程度。

　　以2006年为例，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顺差高达1889亿美元，一般贸易进出口顺差831亿美元。扣除其它贸易逆差 后的各类贸易顺差总额为1775亿美元。由此可见，当前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中的最主要因素。

　　从生产来源看，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外资企业。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政府和企业的第一目标是扩大出口、赚取外汇、融入国际市场，吸引外资政策的重点是建立出口导向型的外资加工制造业。政府审批新建外资企业时，多数要求企业产品要出口到国际市场，从‘三来一补’到OEM，大部分外资、合资企业都战斗在出口阵线上，是中国贸易顺差的生力军。200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630亿美元，受保税政策和劳动力优势吸引，外资大量投入加工贸易行业，其中近7成投在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巩固。一方面，外资企业面向国内市场生产，替代了部分进口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有限，外资企业自身存在巨大的出口需求。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六成左右，而且呈逐年增加的态势。

　　如今，经济结果与政策预期是吻合的，多年的鼓励促进政策达到了“引资—加工—出口—创汇”的政策目标，贸易顺差、外汇储备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日渐膨胀起来的。

　　（二）经济因素

　　从根本的经济和产业层面上来说，贸易顺差是由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引发的。国际资本和生产要素流动的自由化让产品生产的跨国化成为可能，当今世界的大部分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供应链条都实现了专业化，国际分工已经从单个产品的生产演变为产品生产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某项活动，许多加工和制造环节超越了车间、工厂和国家的边界，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在最具生产竞争力的国家进行。

　　在这种国际分工重新布局和深化的过程中，我国恰恰处于工业化阶段，劳动力资源、配套工业体系、基础设施、优惠政策等条件完善，形成国际生产比较优势，吸引了全球制造业向我国转移。许多制造企业从事贴牌生产和跨国公司生产外包，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其结局注定要衍生为产品出口的增加和贸易顺差的增长。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国际生产比较优势仍将存续，因此贸易顺差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

　　没有国家排斥贸易顺差，但万事有度，如果一定时期的贸易顺差数量过大、膨胀过快，就会引发国际贸易摩擦和经济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如何防止顺差继续激增，减少贸易摩擦，消除金融隐患，是新时期我们应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三、出路：消减顺差的几点建议

　　贸易顺差等于出口和进口的净差额，持续增加的贸易顺差反映了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提高产能利用率，增加就业岗位，增强外汇资本基础等多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增长过快、数量过多的贸易顺差会引发国际贸易摩擦，加深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也给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带来不利影响。当前，我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已经引起了部分国家的对立情绪，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举措恶化了我国的贸易环境。

　　（一）取消、调整进出口贸易政策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需要政府的鼓励政策促进出口的话，那么在中国竞争力增强的今天，就应该取消以出口创汇为基本原则的出口促进政策。而且，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实行部分产品和行业的出口限制或进口鼓励政策，对于焦点产品和行业，可以提前采取VERA‘自愿出口限制协议’。
　　为缓解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矛盾，以商务部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从扩大进口、压缩出口入手，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开征出口税，降低进口关税总水平，促进设备进口等。自6月1日起，209项资源性产品、零部件、日用商品进口关税开始实行较低的暂定税率，以增加这些商品的进口。7月1日开始，有关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开始实施，553项“两高一资”商品的出口退税被取消，142项商品被加征出口关税，同时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些进出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矛盾。

　　（二）促进对外投资，转移加工贸易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大部分贸易顺差来自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所以，消减贸易顺差就要从这两方面入手。必须转变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方式，改变吸引外资政策。同时，调整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考核评价指标，不再单纯地以出口创汇、吸引外资作为政府和企业的发展目标。

　　事实上，现阶段中国的外汇储备水平和工业竞争实力已经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应当促进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这样即可消化外汇储备，又可转移加工贸易。通常，资源性行业的对外投资会带来原材料和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增加，而加工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大多会产生贸易出口替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出口量。对外投资在这两方面的效应都有助于我国消减巨额贸易顺差，营造和谐的国际贸易环境。

　　（三）调整产业结构和目标市场

　　我国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是依靠投资增长来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多年来的大规模投资形成大量的生产潜能。国内产能过剩、内需不足、供大于求，只能向外寻找出路，必然带来出口长期大于进口，进而导致贸易账户长期出现大量盈余。事实表明，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构成。纺织服装、鞋类、玩具、钢铁等产品一直是中国大宗出口商品，但是这些行业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而且这种低附加值行业的扩容并未彻底解决我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目的，反而连续引起美国、欧盟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对抗措施。今后应该引导国内投资和外商投资到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多、资源消耗少、环境友好型的新兴产业，同时把纺织品、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往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带动落后地区平衡发展，实现这些行业的劳动力吸纳作用。

　　就出口市场而言，多年来，我国外贸出口较多依赖美国、欧盟、日本、香港地区和东盟为代表的亚洲市场，新兴市场的市场份额增长一直偏低。在外贸目的地集中的情况下，不仅容易受到这些国家的贸易制裁，而且一旦主要市场发生变化因素，不仅将对我国外贸产生影响，而且将直接作用于我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发展。2002年以来我国已经多次受到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倾销调查，除此之外，反补贴、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问题也已经成为了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付我国产品出口的方式。因此，加速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开辟新兴市场和国内市场是对外贸易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所在。

　　（四）稳定的汇率体系是贸易平衡的保证

　　近年来，人民币升值成为我国贸易顺差问题的热点议题，中西方关于汇率问题的博弈和争论甚嚣尘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坚持不懈地对人民币升值施压，主张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实际上，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进行顺差调节具有很大局限性，虽然短期可能会抬高出口价格达到降低出口量的效果，但长期看，汇率升值无助于从根本上平衡贸易和国际收支。况且，中国的大部分贸易顺差来自加工贸易，人民币升值实际上降低了出口加工企业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进口成本，很难真正影响企业的出口。

　　从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经验看，本币汇率大幅升值既不能减少外贸顺差，也不能减少外汇储备，而且很可能会对本地区经济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所以，美国和欧盟主张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用心显而易见，他们希望通过人民币大幅升值达到降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最终目的。因此，从长远考虑，维护人民币汇率体系的稳定性，是实现我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基础。

　　（五） 扩大内需，吸纳出口产能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一国在一定时期产生的国际贸易差额与该国国内储蓄有很大对应关系，粗略的公式关系为:国内净储蓄=国际贸易差额。根据该公式可知，一个国家存在贸易顺差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太高，储蓄没有转化为投资或消费。据此看来，中国之所以有大量贸易顺差，就是因为国民储蓄率太高，而美国出现贸易逆差，是因为美国的储蓄(率)太低。理论和现实情况不谋而合。因此，减少贸易顺差可以从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入手。

　　需要强调的是，扩大内需不能单纯凭借利率、利息税等治标的金融措施，历史已证明了它的低效甚至无效，因为金融措施通常仅能影响投资性和投机性行为。事实上，中国现阶段的高储蓄率是由预防性动机导致，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的一刀切市场化改革加剧了居民的未来大额消费预期，让人有钱不敢现时消费，只能储蓄起来以备未来之需。因此，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完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产品改革。由于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完全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形成合理而有效的供给，政府应该在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做出更加积极的行动。在完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的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政府财政应当在这些公共领域投入更多有效的资源，承担部分成本，分担居民后顾之忧，真正做到财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这几项公共产品的合理有效供给得到保证，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包括股市的高投机）才可能转化为切实的消费和进口，出口产能才可以得到国内市场的消化和吸纳。 　　

编辑：上海涉外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