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01-01 08:33:28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无论是非洲还是东南亚地区，在土地价格方面，都远远低于国内。而东南亚与非洲相比，成本比较高，因为他们的土地都是需要花钱购买，再开发成熟，吸引企业入驻，因此，东南亚地区的成本无形中就增加了
早春三月，中国-博茨瓦纳经济贸易合作区在上海正式宣告启动实施。一年半前，博茨瓦纳总统费斯图斯·莫哈埃通过该国驻华大使转告浙江商人何烈辉，你们在博茨瓦纳的工厂搞得不错，为人也蛮好，能不能够把工厂搞大一点，变成工业园区。一年半后，莫哈埃的建议变成现实。
自2005年以来，商务部已经批准建立19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浙江和江苏几乎占据了其中的半数席位，江、浙两地企业主导的境外经贸区选址多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入园的企业以国内产能过剩的制造企业为主，非洲和东南亚一时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乐土。
非洲需要中国
何烈辉的父亲1998年第一次踏上了博茨瓦纳的土地，十年后，何烈辉自己成为中国-博茨瓦纳经济贸易合作区首席执行官，他认为非洲国家需要中国的帮助来填补制造业空白，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多元化。
以博茨瓦纳为例，何烈辉说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基础比较薄弱，经济上非常依赖矿业，“博茨瓦纳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生产国，经济总量的60%以上来自钻石，制造业只占它GDP的5%不到。”何烈辉表示。
目前，博茨瓦纳吸引外资的愿望不是很强烈，因为外汇储备丰富，矿业还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时间，但是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角度来看，它需要引进一些大量使用工人的制造业。
“这是180万人的国家，25%的失业率是国家的负担不小；而且人没事可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博茨瓦纳希望实现产业的多元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矿产总有一天是会挖完的，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经济对矿业依存度太高。”何烈辉表示。
博茨瓦纳对产业多元化的渴求为中国企业的成长提供了空间。何烈辉说：“1998年我开始到博茨瓦纳做贸易，2005年，我花了260万美元办了一个纺织厂，雇了100多人，一边施工一边生产，到2006年上半年建成的时候，工厂已经雇了500多人，做到2000多万美元的销售额。很多当地人以进这个工厂为荣，产品很受欢迎，生意忙的时候，一大早客人就排队来提货。”正是中国工厂的示范效应引出了莫哈埃总统提出建立工业园区并进一步升级为自由贸易区的动议。按照双方的规划，纺织服装、小家电、小型汽车制造、高新技术将成为中国-博茨瓦纳经济贸易合作区重点发展的产业。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方之一，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吴举峰说：“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国家基本没有工厂，整个工业产品的95%需要进口。现在尼日利亚的状况就相当于我们国家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市场上什么都缺，什么东西价格都高。他们的州长到我们开发区来参观，回国的时候，29英寸的彩电、VCD、DVD、录音机、录像机，拿得动的都买了往回带，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都比较受欢迎。”
东南亚：中国出口的中转站
与非洲国家相比，东南亚地区市场纵深相对较小，本地市场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有限，此外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高于非洲国家，使得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相对较高。
根据本报记者对四家境外经贸园区中国投资方的调查，部分非洲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生产要素的价格如表所示。
无论是非洲还是东南亚地区，在土地价格方面，都远远低于国内。何烈辉介绍在浙江诸暨，工业用地价格为30万~40万元每亩，上海的工业用低价格应该在每亩100万元以上。其中位于泰国的罗勇工业园土地价格最高，吴举峰分析这与不同的土地开发模式有关系。
吴举峰说：“东南亚他们几家做的与尼日利亚相比，成本比较高，因为他们的土地都是要钱的，都是花钱去买人家的土地，然后再开发成熟，再吸引企业入驻，东南亚地区的成本无形中就增加了。我们在非洲，政府以土地入股的形式来合作，相当于政府免费给我们的土地，这样我们开发的是土地一级市场，而东南亚属于二级开发，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虽然在部分生产要素上价格稍高，东南亚地区对中国制造企业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泰中罗勇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海说：“泰国是东盟的创始国之一，东盟共同市场内可以互免关税。而且泰国与主要的经济体如美国、日本等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或者建立了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只要产品的原产地是泰国，进入这些地区既没有关税也没有配额。”
由江苏红豆集团控股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有限公司在给本报记者的书面回复中表示欧、美等发达国家给予柬埔寨普惠制待遇，对柬埔寨没有贸易壁垒和反倾销。柬埔寨产品出口到欧洲、日本不需要缴纳关税，出口到美国只征收很低的关税。
靠近中国是东南亚地区的另一个优势，据介绍北京、广州、上海、香港均可直航柬埔寨首都金边，其中上海—金边的航程为3.5小时，而广州到越南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对于国内产能过剩又遭遇种种贸易壁垒的中国企业来说，东南亚很适合做制造业基地和出口基地。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有限公司的书面材料透露：“我们的入驻企业都是外向型的企业，都是出口加工，不是在柬埔寨本地销售，而是销往欧美和日本。”
“走出去”需要松绑
吴举峰在介绍莱基自由贸易区的招商进展时说：“现在‘走出去’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积极， 中小企业比大企业积极，看得多、订合同的少。” “国家鼓励‘走出去’，但是‘走出去’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很多政策是限制我们‘走出去’的，所以大企业‘走出去’很不方便。比如外汇怎么‘走出去’？”
目前，我国外汇制度还没有放开，国家的审批权限规定项目在1000万美元以下，需要商务部和外管局审批、审核，但1000万美元投资境外经贸园区是不够用的，建立园区更是杯水车薪。
而且审批程序需经过：向发改委立项，再经过商务部审批、外管局审核，时间上就拖了很长，更重要的是不方便。面对上述程序，个别企业选择通过香港、地下钱庄把钱输送出去，正规途径走不通，就走地下途径；此外地下途径快。所以，企业一直呼吁政策方面要完善和配套，要简化外汇审批程序，放松外汇额度控制。
胡海建议：“对外投资的审批，力度还可以再大一点。目前审批环节比较多、重叠、复杂，周期很长。政府内部也在讨论，把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因为每个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都是老板拿自己的钱去投资，不管是在境内办厂还是境外办厂，你管它干什么，如果亏本他是不会干的。”
除了“松绑”，中国制造业“走出去”还需要政府多“鼓劲”。吴举峰说：“要不要‘走出去’，很多企业处在等待观望或者根本不清楚的状态。
“现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库存积压最多的是电子类产品，像彩电、冰箱、电风扇、洗衣机、空调，一方面库存积压，一方面产能严重过剩，国内市场根本容纳不了，如果通过境外加工的方法，利润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胡海认为国家应该主动制定更多鼓励对外投资的政策，比如更多税收上的优惠和财政上的补助，资金贷款方面更大力度的支持，制造业“走出去”的积极性可能更高。
接受采访的境外经贸区的多位负责人都表示希望我国政府能够从政府层面上与投资对象国建立一种沟通机制，从政治上保证项目的安全，原因在于一些外国政府诚信度不高，万一遇到政府的更迭，对中国的企业保护性相对比较差，这时需要中国政府出面保证本国企业的利益，为企业站出来讲话，这样即使外国政权更迭、领导人更换，对国内企业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文章类型：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