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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环球邮报10月3日发表该报专栏作家马科斯.吉(Marcus Gee)撰写的题为《中国龙是怎样给加拿大带来繁荣的》评论文章，从通货膨胀角度来分析中国给加拿大所带来经济繁荣，并认为加拿大应该为此而感谢中国的崛起。
文章称，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可能就会记得通货膨胀年代。也就是在不太久以前，当通货膨胀让所有价格一路上涨时，加拿大人对商品价格太贵的不满，就象抱怨天气那样普遍。虽然加拿大仍在抱怨，但事情现在已大不相同了。对于整整一代人或更多的人来说，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商品价格或多或少都稳定的时代。事实上，对于我们日常所需的许多商品来说，其价格一直呈下降趋势。据加拿大银行统计，除了汽车以外的耐用品价格，在1995年至2006的期间已经下降了13.4%。
耐用品，顾名思义，包括所有为了耐用而生产的商品：家具、电器、工具、钟表、自行车、乐器、电脑、阅读材料、电视机、收音机和休闲车等。而半耐用品如床单、毛巾、玩具和游戏、摄影器材、纺织品、珠宝及鞋类等价格是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下跌的。但随后的跌价却一直是非常稳定的，每年平均下降了 0.8%。
文章指出，就在所有商品价格都在下降的同时，人们却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加拿大的所有商店，乃至世界各地的所有商店，都源源不断地涌进来自中国这个世界新加工厂的商品。贴纸休克(sticker shock)指的人们看标签上价钱太贵而大吃一惊的意思，但今天却经常用来形容价钱太低而让人不敢相信。一台中国产的DVD机才20几块钱？一台中国产的电视机才100多加元？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低成本制造商的中国的崛起，正在节省所有加拿大人的钱。每当我们走进沃尔玛，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切。但问题是，我们到底省了多少钱呢？加拿大银行经济学家莫雷尔(Louis Morel)给出这样一个答案。
文章介绍说，莫雷尔提醒人们的是，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规模。1992年，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服装只有18%，到2006年已上升到50%。1992年，中国向加拿大进口的家具只占其进口的4%，但到了2006年已升至30%。而家用电器和音像设备，则从当初的2%增加以目前的 17%。
莫雷尔认为，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已经让加拿大平均每年减少了约0.1%的通货膨胀率。这个数字看起来似乎不大，但它却意味着加拿大普通百姓口袋里的数十亿加元，这也是那些政治家或工会领袖应该记住的，尤其是在下次再谈到中国的竞争力正在威胁这个国家的繁荣时。
莫雷尔总结说，“在未来几年中，加拿大从中国进口廉价商品日益增多，将会继续在加拿大的整体通胀率中扮演一个反通货膨胀源的角色。”
马科斯.吉还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对加拿大通货膨胀的影响在一些经济学家中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主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发表的一份工作文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对美国的通货膨胀只是温和的影响。美联储的一份文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甚至，越来越多的争论是，由于中国工资的上涨，提供给中国工厂的廉价劳工开始放缓，导致中国生产的商品价格上涨，使中国可能成为一个通胀压力的来源，从而推动价格上涨，而不是下降。
这种情况可能会随时发生，但现在看起来似乎都需要几年时间，这就会让发达国家的经济，将继续从中国对全球商品价格的抑制中受益。正如莫雷尔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不管中国商品价格是否呈上升趋势，“只要这些商品的价格保持比加拿大或其它贸易伙伴的更低，只要中国对加拿大的出口份额继续增长”，这个国家就受益无穷。
换句话说，中国并不会用生产更便宜的商品来抑制通货膨胀。但中国抑制了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因为它把相对便宜的商品出口到象加拿大这样的口岸，使这里的商品价格在竞争中不断下跌。
文章指出，中国以两种途径帮助加拿大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其一，它减少了通常在经济升温时发生的消费增加和生产无法跟上需求等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快速流动中，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可以满足一些这样的需求。
其二，中国帮助加拿大中央银行赢得了面子。如果通货膨胀维持在低水平－－其中部分原因是从中国进口了廉价商品，那么象美联储和加拿大央行这样的机构，就会因与通货膨胀搏斗和通货膨胀的预期减弱而赢得信誉。
文章最后说，总之，“我们欠中国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多维社注意到，作为加拿大环球邮报一名国际事务专栏作家，马科斯.吉近期发表几篇与中国相关的评论文章。其中一篇曾为中国商品在美国接二连三被召回事件“鸣不平”。
马科斯.吉认为，玩具在美国被召回并不新鲜，30多年前就发生过。中国并不是劣质产品的唯一来源，美国也有造成不少人死亡的生产商。中国产品不安全被夸大了，但作为玩具第一大生产国，一些玩具被召回是正常的。但玩具被召回应该受到谴责的不是中国厂商，而是美方设计人员。
马科斯.吉还指出，美国出现的中国产品不安全事件，已严重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声誉，但时间将会改变这些。
1979年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马科斯.吉开始其记者生涯，八十年代早期曾在亚洲工作四年，先后在香港、马尼拉和悉尼长驻。九十年代起，开始在加拿大几家财经媒体担任高级编辑。
（信息来源：驻加拿大经商参处子站）
文章来源：加拿大环球邮报